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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八年的时间，刘彦先后有过三任的贴身秘书郎，王猛是第一任，第二任是荀羡，崔宗是第三任。

    所谓的贴身秘书郎其实就是西汉时侍中的角色，只是称呼上出现改变罢了。

    能够成为君王的贴身秘书郎，本身就代表是受到君王某种程度上的信赖。职位虽然小，可是正因为受到君王信赖，致使压根就没人敢得罪君王的贴身秘书郎。

    王猛绝对能算得上是“简在帝心”的人之一，谁都无法否认他的前程远大。他被刘彦下放之后，起初是到冀州就任一县之长，后面调任司州，最后面才是成为建康令。

    建康是目前汉国主要的对外窗口，还是汉国目前城市居民最多的城池（没有之一）。建康令虽然还是县令级别，可是属于直辖中枢的县令，政治地位上丝毫不输给一郡的郡守。

    “回王上，臣日日夜夜不敢放松，恐有负王上厚爱。”王猛是在拍马屁，也是在表决心，说道：“臣督建康，所得甚多。”

    管理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尤其是那个城市是战败一方曾经的首都，里面的人员构造异常复杂，不少是属于前朝的余孽随时可能搞事，再来是居民天然上是不会亲近新的朝代。

    建康是经过将近两年的军管才交给王猛，到王猛手上的建康从原先超过两百的居民减少到一百四十余万，行政级别是从帝都变成中枢一个“直辖市”，要说建康居民能开心的起来就怪了。

    管理一个地方最重要是什么？不就是首先人得愿意听从官府嘛！之前军管是一种高压的监督和管理模式，表现出对汉国有敌意的人基本上不是被干掉，就是被迁出了建康城，王猛接管的建康是一个大多数人被惊吓到快成兔子的城池，算是降低了他对建康的管理难度。

    王猛就任之后，首先干的是找一批人出来杀鸡儆猴，那批人必然也是有取死之道。他先收拾人，再使用相对温和的政策，比如官府出资修缮城池，大搞一些公共设施之类的事情，来收拢人心。

    得说的是先抽一顿再给甜枣的策略在任何时代的任何敌方都适用，高压之后的仁慈也更容易迫使人屈服，远比持续的残暴，或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仁慈，更加适合作为管理手段。

    王猛最成功的是让健康居民重新认识到身为一名汉人的重要性，那是数万奴隶作为典型带来的直面印象，有了这一层深刻的比较，谁还会觉得作为汉人不好？

    “臣相应王上号召，于建康大力鼓励手工作坊……”王猛讲了许多，主要是介绍作坊的规模和都是生产什么，后面总结：“百姓有收入便会安心下来。”

    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，基本上是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农民或商人。事实上任何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，它所有需要都会是从外部购置，无论是农产品或是工业原料都是，那么一些作坊就会显得非常重要，也代表着城市里面的手工业会是居民生存的依赖之一。

    刘彦当然会鼓励人们开建作坊，那是汉国土地政策带来的必然原因之一。再来是，他真的不看好小农经济，也就是自给自足的一套社会体系，认为那样只会让社会变得僵化，不会使民族有太多的对外好奇。

    “小农经济”不管是从字面还是意思在现代和古代并不一样，古时候提倡“小农经济”是凡事要自给自足，不要从“外人”那里去获取，导致有能力的群体就特别喜欢建造庞大的庄园，自己的一个小王国也就那么出现了。

    不存在交流的社会哪里来的进步空间？就是没有互通有无的前提下，庄园除了缴纳固定的赋税额度之外，基本上是无法为国家产生更多的税收。危害最大的是，抱团思维的固定化，通常还会产生无数的野心家，国泰民安的时候他们对国家没有多少贡献，一旦被逮住机会就又会是狂吼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“为王先驱者”。

    诸夏文明的“小农经济”思维一直都是主流，交通不便利是原因之一，再来也是当局排斥人员流动，喜欢各地的人地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，反正就是老老实实窝着别动弹就对了。

    刘彦需要人员动弹起来，太多地广人稀的地区需要人口去填补，对土地控制严格的汉国也没有给某些群体搞私家小王国的空间。

    “大汉与外邦往来，外邦之人首到便是建康。”王猛说到这个有种一种难以掩饰的兴奋：“去岁外邦之人不多，今岁大大增加，以波斯人与罗马人的数量最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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