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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源于二十等爵的基础，再有秦帝国曾经陷入有军功而不得赏的尴尬境地，汉国对土地的控制绝对是历朝历代最强。

    元朔三年之后，国家就一直在搞土地回赎，不管是豪族还是世家，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在刀剑的监督下丈量田亩，以该家族的实际人头来算，每人二百亩田地，多的就会被国家有偿赎回。

    到元朔六年，汉军攻灭东晋小朝廷，南方也做了土地丈量，曾经有田数万顷能剩下两千亩就算多。

    到了元朔八年，汉国本土再无手持万亩田地以上之非军功传家之家族。

    刘彦这么干是得到军方的全力支持，毕竟军方是最容易因为功劳而被犒赏的群体，其余阶层就是反对也不敢开口，谁也不想被军方针对，最想反对的南方却是有桓温一再举起屠刀挥砍。

    家族名下有多少土地直接与因功获赏挂钩，也被团结在刘彦身边的集团全面接受。他们本身就是利益集团的一份子，因功而得赏的政策天然对他们有利，只有被排斥在集团之外的人才应该哀嚎。

    后面的桑虞不管是不是真的在针对冉闵或谁，反正他也为大多数百姓干了一件好事，那就是被征召进入郡县兵也能获得土地犒赏，土地亩数虽然比不上常备军，可大多数人至少是有了合法获得土地的渠道。

    就目前而言，除开因为服役而得到土地之外，只能是向官府进行租赁，绝大多数百姓耕作的土地就是来源于租赁，压根就没有属于自己名下的土地。

    控制土地所有权是刘彦的主张，起因是为了鼓励汉人杀敌立功，说白了就是为了建设军1国1主1义而定下的政策。而政策在很多时候是需要为时势让步，比如连郡县兵都能获得土地就是一方面。

    刘彦并不是不清楚人们对土地的渴望，他一方面需要维持二十等爵制度的根本，既是无功不得田，保证军队的旺盛好战之心；另一方面，他那么干是在逼迫豪强、世家等等有能力的这个群体另寻出路，比如将目光转向工商。

    古人早就有了“无农不稳，无工不富，无商不活”的觉悟，可是“农”还算好一些，“工”和“商”却是一直属于被鄙视的对象。

    汉国不允许无功而获田，豪族或世家不敢对土地随便伸手，可他们对财富的追求却是不可能停止，不用刘彦去提醒，他们就将目光看向了工坊和商事。

    元朔四年之后，北方的各种工坊纷纷冒了出来，那就是无法获得土地之后的一种效应，是国家在逼着有实力的家族另寻出路，得到了刘彦所想要的结果。

    国家控制着土地，没有属于自己土地的百姓除了向官府租赁，就只能去打工。属于农事的季节是集中在春耕和秋收，另外两个季节就不是闲得蹲门槛抓虱子，可以去打工赚钱。

    “工”的发展会驱使社会向前进步，他们想要自己的利润不断增大，就要研究该怎么样才能降低成本的同时商品又被接受，那就是提高生产力的一个过程，也是科技进步的基础。

    有了商业品还得有人采购，商人就是负责采购商业品进行分售的一个群体，“工”和“商”都因为自己的劳动获得了利润，国家也从中获得了税收。

    实际上汉国只是缺粮而不从不缺钱，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家族被逼着转向“工”和“商”，还一度有官员认为这样很不好，就是因为“工”和“商”占据了太多的人力，导致缺粮现象。这么说的官员后面基本是回家吃自己去了，不是刘彦动手，是身为太尉的徐正和治粟内史的蔡优联合起来使力。

    军方接受“工”的兴起当然是因为工业发展对军方有利，同时也是受不了有谁对土地分配指手画脚。

    蔡优的反应会那么激烈，是“工”和“商”两个群体源源不断地在贡献小钱钱，谁阻碍治粟内史所属部分获得小钱钱，谁就是他们的大敌。

    “巨石、巨木等皆是利用驰道运输而来。”蔡优此时此刻就身在新长安的工地，他很是骄傲地对一身便服的刘彦介绍：“驰道乃是因‘工’兴起，有大才仿先秦而制。”

    先秦的驰道就是一种古代版的有轨道路，道路之上铺设木材轨道，专门制造车轮来适用，由马拉着特制的车驾奔驰于驰道，一日可走上千里之遥。

    汉国在大造两条国道，其中就包括驰道，就是驰道的建设难度远超普通道路，工程是压在最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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